我就这么来到这家公司，干上了人生第一份工作，现在来看也是最长的一份。
回头我和老焦说了，一边说着一边比划，眉飞色舞，就像宫强和我说时那么神采飞扬。老焦脸上起初挂着笑容，不过后来笑容渐渐淡了，到最后更像是脸上蒙了一层霜，僵硬的嘴角再也扬不起来。我想听听他的意见，问他怎么样。他莫名其妙说了一句，二十多万亿，好大的一张饼。我再问他，啥？他拍拍我肩膀说，好好干吧，就先从“泥瓦匠”干起。
想到这里，我笑了。我笑了只因我懂了，就像当年老焦看懂的一样。我不光看懂了这，我还看懂了老焦看懂又不说破，像没看懂一样。唉，人都是要从“泥瓦匠”干起的，看不懂，最好。
时间来到21：40，我拿起手边的照片，再仔细看了看。五张笑脸，上面写满了青春的模样，接着我又陷入回忆中……
由于面试异常的“顺利”，几天后我接到offer电话，入职的第一天是个新员工动员大会，在那里，我遇见了照片上的这几人。在往后的一段岁月里，我的生活就如同照片上的笑脸一样，欢乐无限。
那天临近傍晚，经过了一整天的培训，大家都有些精神不济。台上的宫强瞧着我们哈欠连连，话锋一转，说：“都累了吧，看你们一个个无精打采，那……说点儿别的吧。”宫强两只手撑在讲桌上，跟着又说：“这两天钓鱼岛那出事儿了，知道吧？”
台下的我们七嘴八舌的说：
“知道，这都上新闻联播了，谁不知道？”
“电视上讲，日本的巡逻船在钓鱼岛扣押了咱们一艘渔船，还把船上的人给抓了。”
“小日本反了天了，他是不是想打仗？要打，奉陪到底！”
“对，谁不打谁是孬种！”
……
说到钓鱼岛事件，昏昏欲睡的我们立马来了精神，宫强使劲儿拍了拍桌子，这才把乌烟瘴气的喧闹声压了下来。他提高了声音，说：“我叫你们说事儿，没叫你们打仗。”他又说：“有果必有因，这事儿背后隐藏着什么，有谁能说说？”
我们一片肃静，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，先是老薛嘴里念念叨叨，似乎有话要说。
宫强一指老薛，说：“薛中寒，你大点儿声说。”
老薛三十出头，在我们这帮人中年龄不算小，我们年龄小的管他叫“老薛”，叫着叫着，后来就没人再叫他“薛中寒”了。
老薛他年龄大，身材却瘦小，一米六几的身高，怕是只有一百斤，他不算长的两条腿常穿西裤，他穿西裤往往把腰提到肚脐眼儿往上，这样其裤腿儿离鞋跟得有一拃长，像七分裤，很是滑稽。老薛穿着虽滑稽，人却不苟言笑，哪怕听见什么叫人捧腹大笑的事儿，他也只是轻笑几下，然后再憋着劲儿的忍住。好像他不会笑，也不能笑，他的人生中就没有“笑”可言。
只见老薛一本正经的说：“背后该是这钓鱼岛究竟是谁的。”
此话一出，我们好几个人都义愤填膺，钓鱼岛是谁的，这还用说，当然是咱中国的！伴随着一声声的口吐芬芳，老薛的话似乎“站”不住了，不光他的话站不住，他的人也有些站不住，他灰溜溜的低头坐下。这一场仗打完，高下立判，胜负已分。
宫强又一拍桌子，待众人安静下来，他说：“嗯，先说这个也行。”他逐个扫视了一遍我们，又说：“有谁能说说？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瞧着老薛，似乎要让他来说。
老薛刚犯了众怒，正灰头土脸，他将宫强目光像耳旁风，任别人再怎么看他，他也无动于衷。宫强放弃了，毕竟装睡的人，怎么叫也叫不醒。
我们几个斩钉截铁的说钓鱼岛是中国的，可要教我们说出一番道理来，又个个头摇的跟拨浪鼓一样。
在这档口朱大庸站起来了，他说：“这事儿要从远了说没个头儿，几百年前那该属于琉球王国，后来这琉球王国成了日本的一部分，就是现在的冲绳群岛。可它离着台湾也近，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湾，据说这钓鱼岛也是姓郑的……”
话音未落，一个操着岛城口音的声音说：“说那些没用，要是有用的话，多瑙河都该是蒙古的，当年成吉思汗是不是打下了半个世界？”说话的是谭健，他岛城本地人，一米八五的大个儿，也刚刚年过三十，他说话字字珠玑，也总能说出一番道理来，即便你拿着真理辩他的歪理，往往也要甘拜下风。他人如其名，谭健，健谈，在口舌上从来都不吃亏。后来我们都叫他“健哥”，之所以叫他健哥而不像像叫老薛似的叫“老谭”，是因为心里对他多了一分喜爱和尊重。健哥是这的地头蛇，人会玩儿，又能玩儿，有他带领，今后我们的快乐像插上了翅膀一样。
朱大庸被健哥打断，他不禁不恼，更是开启了他长篇大论：“对，扯远了没用。”他沉吟一会儿，整了整思路又说：“清政府将台湾割给了日本，这钓鱼岛也便是日本的了。不过二战后，台湾又回到了中国，按道理说这钓鱼岛也跟着回来了才对。不过战后的日本其实是美国在当家，美军在冲绳设有军事基地，在那练兵，搞演习，那钓鱼岛就成了美军的军事靶子。美军这么干，中国问都没问一下，后来日本就以此为口实，说钓鱼岛当然是日本的，我们往岛上放炮，你们中国屁都没放一个。”
话刚说完，我们又是一阵口吐芬芳，不知是在骂朱大庸还是日本。也有人见朱大庸说的有理，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朱大庸说：“后来就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谁也争执不下。”他又说：“直到七十年代中日建交，还是邓公提议，说钓鱼岛问题可以先放一放，等后人去解决。那时候要改革开放，中国得发展经济，一些政治上的尖锐问题是要放一放。”他唉了一声气，又说：“这一放，就放到了现在。”
我们这些人听了默然不语，不再嚷嚷着钓鱼岛是中国的了，毕竟这问题邓公都解决不了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？
我弄明白这钓鱼岛事件的来龙去脉，心里仍有不甘，我打开了沉寂，说：“钓鱼岛离谁近就该是谁的。”又说：“这就像赌钱掷骰子，越是复杂的问题越得用简单的方法，买定离手，开！钱是谁的，一目了然。”过了会儿，我又说：“掷骰子不妥，石头剪刀布也行。”
我话刚说完，众人早已笑的前仰后合，还有人没头没脑的说，这法子行。行不行其实我盘算过，钓鱼岛既然离着台湾近，当然该属台湾，台湾是谁的，当然是属中国。
我们笑过之后，朱大庸说：“钓鱼岛离大陆有380公里……”
话音未落，我急切说：“离台湾呢，台湾也属于中国。”
朱大庸说：“190公里。”
话音刚落，我们“哇”的一声欢呼，有人说：“这办法靠谱。”说完还给我投来赞赏的目光。过了一会儿又有人问：“它离日本有多远？”
朱大庸说：“它离日本本土可远了，不过冲绳群岛有个石垣岛，钓鱼岛和它只有170公里。”
此话一出，我们登时像炸了锅一样，有人甚至口吐芬芳，说这是谁出的馊主意，一点儿都不靠谱。我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，他们一道道目光像箭一样射向我，似乎要给我来一个“万箭穿心”。
朱大庸也是那年毕业，不过和我们有点儿不一样的是，他是正经的985高校毕业。他个子不高，却一副老学究做派，凡事总要寻个根源。对于他，我是有疑惑的，凭他学历、学识，完全可以干“包工头”，为何要跟我们一样来干“泥瓦匠”？他身上自带一种神秘感，就像他丰富的头脑一样让我揣摩不透。因为看不懂他，我们佩服他；因为佩服他，我们更是没人质疑他。
当然，除了健哥。
我一时羞愧难当，最后还是健哥出言救了我，他说：“离谁近就是谁的，这本来就没道理。要这么说，日本离中国也很近嘛。”我们一时没听懂，健哥又笑着解释说：“中国这只大公鸡，咯咯一叫，跨上两步，就能把日本这条小虫子给叼了嘴里。”说话这会儿，他还伸长了脖子，作出一个公鸡啄食的动作。
这下我们都听懂了，又是鼓掌，又是叫好，这虽是一句玩笑话，道理上也站不住脚，不过我们听了却说不出的受用。
健哥又要说话，他要说话，我们自然很乖的安静下来，这次他一本正经的说：“钓鱼岛因为战争的原因遗留下来，要解决它，还得是战争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道理很简单，各为其主，无论哪国政客都不想背上‘卖国贼’的骂名。”健哥又说：“邓公说的很对，留给后人去解决，和平年代的人他解决不了。”
朱大庸说：“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”
我们不说话了，之所以不说话是因为该说的都说完了，再无话可说。
我们无话可说，宫强却还有话要说，他打量了一圈我们，说：“刚才说的挺好，不过我要说的不是钓鱼岛是谁的，而是它早不发生，晚不发生，偏偏这个时候发生。”
我们一时无语，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只觉这问题不该是个问题。宫强又问了一遍，我们眼睛里不光有不懂，还有不解：你问的这问题好没道理。
宫强见我们一张张懵懂的面孔也不再卖关子，他说：“咱们是搞经济的，凡事都该往经济层面去想。”又说：“这错不了，世上所有的问题其根源就是经济，包括战争。一战二战是这样，海湾战争是这样，而眼下的钓鱼岛事件还是这样。”
宫强的话有道理，我们挑不出毛病，虽挑不出毛病却对这道理知之甚浅。
他见我们不说话，又说：“言归正传啊，钓鱼岛事件早不发生，晚不发生，偏偏这个时候发生，为什么？经济！”他说“经济”二字时唾沫如钉子一样砸在地上，掷地有声。顿了一会儿他又说：“要知道，今年我们的GDP要超过日本，日本二十年来一直雄踞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一下子被咱中国反超，它服气么？不服气！不服气它就要搞事情，哪怕没有这钓鱼岛，也会有个钓虾岛、钓蟹岛。”